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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创劳动法|用人单位购买的商业人身意外险赔偿不能抵扣其工伤保险赔偿责任|最高法公报案例
时间:2018-04-23 16:55来源:顺创律师事务所 作者:顺创律师 点击:
前言按: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指导制度,统一裁判口径(法律适用),解决裁判尺度不一的有效方式,发挥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的功能,属于解释法律

前言按: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指导制度,统一裁判口径(法律适用),解决裁判尺度不一的有效方式,发挥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的功能,属于解释法律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虽然权威性低于指导案例,但也具有类似作用,通过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和公报案例,有助于了解最高司法机关确立或者认同的司法裁判理念和思维,提升律师准确理解法律和适用法律,以提升解决具体案件中的执业技能。顺创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将连续刊载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案例的分析,试图在公报案例揭示的裁判要点之外,提炼法律理论,扩张理论适用场景,以供读者参考。

本案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2期

  本案引发的法律问题:

1、员工在获得用人单位购买的商业保险赔偿后,是否还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另行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即劳动者是否有权获得双重赔偿?而且该双重赔偿的责任主体都与用人单位有关?

2、用人单位与员工能否在事先进行约定,由用人单位缴纳商业保险,来替代工伤保险?

本案延伸的法律问题:

1、用人单位是否一定不能事先通过约定的方式由商业保险抵充工伤保险赔偿?如何约定才有效?

2、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尤其是聘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在无法缴纳工伤保险情况下,有何种方式分担其可能承担的赔偿风险?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被告与浙江鑫隆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签订1份委托招聘合同,约定:鑫隆公司为被告名下“中洋16”轮、“中洋18”轮、“中洋26”轮等6艘船舶招聘远洋船员,以鑫隆公司名义与应聘船员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被告享有和承担;鑫隆公司在与应聘船员签订聘用合同时应当口头向其披露委托方,经应聘船员无异议后方可签订聘用合同。

2012年7月8日,安东卫与鑫隆公司签订1份超低温金枪鱼船大管轮聘用合同,合同约定:鑫隆公司招聘安东卫为远洋大管轮职务船员,聘用期限为两年半,自安东卫出境日9月1日起至安东卫所在船只抵境日或合同到期日止;鑫隆公司负责为安东卫投保人身意外险,如在聘用期内发生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

2012年8月22日,被告作为投保人,为包括安东卫在内的48名船员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障项目为额外身故、残疾、烧伤给付,每人保险金额为6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2年8月23日至2013年8月22日。被告于投保当日缴纳了保费。

2012年9月,安东卫等14名船员被派遣至“中洋26”轮上进行远海捕鱼作业。2013年8月5日1730时,“中洋26”轮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方群岛拉帕岛附近海域遇险侧翻。14名船员仅6人获救,安东卫不在获救人员之列。2014年1月16日,安东卫被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宣告死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制作的、核赔日期为3月28日的赔款计算书记载,其已实际支付安东卫身故赔偿金60万元。

水湾公司与安东卫存在劳动关系。水湾公司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3月16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深人社认字(宝)[2015]第580387001号工伤认定书,认定安东卫于2013年8月5日因工外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方群岛拉帕岛附近海域遇险,经法院判决宣告死亡属于工伤。

另查明:原告安民重是安东卫的父亲,兰自姣是安东卫的母亲。兰自姣持有栾川县残疾人联合会填发的残疾人证,记载残疾类别为肢体,残疾等级为3级。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5日期间,安东卫受被告聘用在“中洋26”轮上进行远海捕鱼作业,安东卫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水湾公司没有为安东卫购买工伤保险,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关于“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关于“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或者未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职工支付费用”的规定,水湾公司应向原告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安东卫依法应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水湾公司虽然为安东卫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并与安东卫在聘用合同中约定在聘用期内如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但依法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协商予以免除。安民重和兰自姣以意外伤害保险单受益人身份取得商业保险赔偿金后,仍有权主张工伤保险赔偿。水湾公司关于安民重和兰自姣已取得60万元商业保险金即无权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金的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广州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安民重、兰自姣支付安东卫的工资、奖金共计26 709.2元;二、被告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安民重、兰自姣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共计520 808元;三、驳回原告安民重、兰自姣的其他诉讼请求。

水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水湾公司上诉称:广州海事法院认为安民重和兰自姣获得商业保险赔偿后仍有权向水湾公司主张工伤保险赔付错误。因船员流动性强,用人单位无法也不能为船员购买工伤保险,为保护船员利益,水湾公司和船员安东卫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由水湾公司为其购买商业保险,并约定船员获得商业保险赔偿后不得再向水湾公司主张工伤保险赔付。安民重和兰自姣已经获得了60万元的商业保险赔付,一审法院再支持其向水湾公司提出的工伤保险赔付,实质上支持了二者的不诚信行为,违反公平原则,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安民重、兰自姣在二审期间未提出答辩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安民重、兰自姣获得水湾公司为其子安东卫购买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赔付后,能否再向水湾公司主张安东卫的工伤保险待遇。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该规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是水湾公司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不能据此认定水湾公司和安东卫生前一致同意免除水湾公司对安东卫因工伤亡而应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给付义务,或安东卫生前同意将其作为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项下的保险金从水湾公司应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义务中扣除。在水湾公司未为安东卫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水湾公司应向安东卫的父母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水湾公司为安东卫购买的商业性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上是水湾公司为安东卫提供的一种福利待遇,不能免除水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

此外,法律及司法解释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或其家属获得双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由此可见,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水湾公司称安民重和兰自姣同时获得保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属一事二赔、违反公平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水湾公司向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顺创律师分析:

一、员工在获得用人单位购买的商业保险赔偿后,是否还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另行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即劳动者是否有权获得双重赔偿?而且该双重赔偿的责任主体都与用人单位有关?

用人单位未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成为企业用工的正常现象,因此发生的争议也比较多。其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员工不愿意购买养老保险,但由于目前各地统一不能单独购买工伤保险,所以,工伤保险也无法购买,或者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无法购买工伤保险,上述情形是劳动者原因造成的;有的是用人单位觉得员工流动性太大,今天入职,有可能过几天就走人了,或者持有没有转正不购买社会保险的观点,试用期不购买社保,当然也有一部分用人单位认为成本比较高,不愿意给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导致工伤保险一并不能购买,这是由用人单位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劳动者购买,用人单位要求员工签署放弃购买社保的声明或者承诺书,并承诺因未购买工伤保险导致工伤事故的损失由劳动者自行承担,这样的协议是否有效?答案是否定的,缴纳社会保险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共同义务,该等协议或者声明、承诺,违反国家关于强制性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且排工伤属于劳动者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形,即使劳动者不同意购买养老保险导致工伤保险无法购买,依然无法免除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考虑到这个风险,用人单位就想办法去规避这个风险,商业保险就成为了最佳选择。在保险公司代理人的推销下,用人单位购买商业意外险以图分担企业的工伤风险成本。劳动者受到意外伤害时,可以获得商业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实践中,很多劳动者在获得商业保险公司的赔偿后,依然要求公司另行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最终被法院判定用人单位败诉,承担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劳动者从商业保险机构获得的赔偿,除医疗费外,不能用于抵扣工伤赔偿责任,也就是,劳动者具有双重赔偿权。劳动者双重赔偿权的理论依据是,用人单位购买的商业保险,其受益人为劳动者,而非用人单位,因此,从保险法角度讲,该赔偿金额本身是给劳动者或者其家属的,而非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其是投保人和保险费的出资人,通过为他人人身损害的投保而获取利益。且商业保险是基于人身损害和保险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赔偿请求权,而工伤是基于劳动关系或者说工伤法律关系而获得的赔偿请求权,二者请求权基于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定,二者并不冲突,因此,劳动者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二、用人单位与员工能否在事先进行约定,由用人单位缴纳商业保险,来替代工伤保险?

最高法院该公报案例,呈现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署的聘用合同中,已经约定了不购买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并约定在聘用期内如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但该做法已经被法院所否定,即法院不确认该聘用合同相关条款的法律效力。其理由是:依法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协商予以免除。

三、用人单位是否一定不能事先通过约定的方式由商业保险抵充工伤保险赔偿?如何约定才有效?
商业保险分为多种,本案中的商业保险,其性质为意外伤害保险,其投保人是用人单位,但是受益人为劳动者。因此,商业保险能否抵扣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赔偿,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受益人,雇主责任险,成为用人单位分摊成本风险的选择,雇主责任险的受益人为用人单位即雇主,因此, 该保险赔偿本身是给企业的,并非劳动者,这时,即使不通过约定,也可以实现抵扣工伤赔偿责任的效果。假设,在意外伤害保险的情形下,我们大胆假设,变更合同约定条款为:由于未购买工伤保险,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商业意外保险,该保险投保人和出资人为用人单位,受益人为劳动者,如劳动者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被认定为工伤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此一致同意,由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给劳动者的保险赔偿,在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抵扣,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超额部分由劳动者享有,用人单位无权要求返还。笔者认为,上述条款应为有效,因为并不损害劳动者的工伤合法权益,但风险仍然存在,为了加强其效力,笔者认为,如果用人单位在无法购买雇主责任险的情形下,仅购买商业险的情况下,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仍应第一时间要求劳动者签署相应的抵扣条款,才能将上述条款被判定为无效的风险降至最低。因为,法律不干涉在当事人明知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协商一致的自愿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

四、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尤其是聘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在无法缴纳工伤保险情况下,有何种方式分担其可能承担的巨额赔偿风险?

 

用人单位聘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目前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是,员工发生工伤,除该员工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否则,基本会被认定为工伤,而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很多社保经办机构不予办理工伤或者养老保险缴纳手续,导致该类员工事实上无法购买工伤保险的情形,而用人单位又存在使用退休年龄员工的客观需要。而很多商业保险机构的雇主责任险不针对超过退休年龄的员工,或者需要达到一定人数才可以购买。这种情形下,购买商业意外险似乎成了唯一的方式,这时,就需要回到前面所讲的约定方式的变更和事故发生后的确认。对于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由于与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如果因工受伤,双方形成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在约定抵扣赔偿方面,自然不存在风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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