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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创说法|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诉讼裁判规则——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的理解与
时间:2018-05-03 15:46来源:顺创律师事务所 作者:彭万红 点击:
作者:彭万红,广东顺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如同学、老乡、比较亲密的朋友、亲戚等,碍于熟人社会的情面,并基于信任关系,双方出借款项时,并不会

作者:彭万红,广东顺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如同学、老乡、比较亲密的朋友、亲戚等,碍于熟人社会的情面,并基于信任关系,双方出借款项时,并不会要求出具借条,以前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现今则多了一些移动支付渠道如支付宝、微信转账等,这时,在借款人不偿还款项时,出借人就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索,但是,借款人在追索时发现,仅有银行转账凭证,并无其他的借条、借据、借款合同、欠条等予以证明该转账属于借款。根据借贷关系成立的通行的观点,借款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借款的实际交付和借贷合意的形成。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该类纠纷,我国司法实践形成了一种困境,即权利人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无其他借条或者借据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仅有交付款项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的形成,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的,基本被驳回,且这种诉讼在被告不出庭的情况下,因借款性质无法核实,原告更容易败诉。在被驳回后,当事人又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款项,法院则认为原告应对其积极的处分款项行为,对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进行举证,原告无法举证,并依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认定原告两次诉讼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性质的主张,则原告诉请被法院驳回,因此,无论基于民间借贷案由,还是基于不当得利,均存在极大的败诉风险,也即款项出借人仅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进行起诉时,除非被告自认借款或者不当得利,基本上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但是,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出现(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彻底改变了出借人的困境,同时,该条的出现,也将部分并非属于借款的案件定性为借款的风险。经过2年多的施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到底如何理解与适用?笔者通过检索案例及自身亲身办案的经验,进行了如下梳理:

一、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属于完成了民间借贷的基本举证责任,被告无证据证明为其他款项的,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被告无法举证证明其款项属于偿还其他债务,被告败诉

崔建勋、刘汉珠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申7807号】

 【裁判要旨】 崔建勋、张卓于2009年2月12日登记结婚,后双方离婚。刘汉珠系张卓的母亲。2010年6月1日,刘汉珠向张卓的账号为62×××11的账户转入20万元,汇款用途备注为“购房”。对此事实,各方均没有异议。但双方对该汇款的性质存在争议。刘汉珠主张为借款,而崔建勋认为是赠与。赠与是财产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行使处分权,应当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而本案中崔建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汉珠曾作出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故二审认定崔建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崔建勋申请再审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朱辉与罗玲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1973民初11125号

【裁判要旨】原告主张向被告转账共计50000元,有《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为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对此也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款项性质为原告向被告出借的借款,还是原告代被告收取的客户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被告抗辩称案涉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原告代被告收取的客户货款。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告及被告的其他员工确实有帮被告代收客户货款,再转账给被告的惯例。但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及被告的其他员工代收客户货款后,转账给被告时均有注明客户姓名、金额、款项阶段及单据等内容。被告并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对应的是哪个客户、哪笔货款,无法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

2.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原告一审败诉,二审胜诉

  杨英活与黄少波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611号】

【裁判要旨】

上诉人杨英活主张其转账支付给黄少波的多笔款项共计79376元系借款,提交了转账凭证为证,已经尽到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而黄少波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不提交答辩意见,放弃了提出抗辩并提供相应证据的诉讼权利,应视为对杨英活诉讼请求的认可。故杨英活主张涉案转账款项亦系双方借款,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一审认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持有人无证据证明其与款项接收人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二审,二审法院则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说明,在如何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方面,法官之间仍存在分歧。

 

二、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举证证明存在其他款项的可能性,但并不充分,原告的转账记录和陈述与民间借贷习惯不符,让法官对原告的转账款项性质是否为民间借贷产生合理怀疑,属于原告对积极意义的事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原告败诉。

张一飞与赖芳华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2559号】

【裁判要旨】

1、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理解。 按通说,举证责任包含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避免败诉风险而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行为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决定案件实体结果的关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最终的败诉风险和不利后果的责任。由此可见,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一种动态的举证责任,可以随着当事人的举证程度和对待证事实的查明进度在双方之间不断变动,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于分配给其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经充分举证,则应得出该方当事人的该点主张有证据支持的结论,此时对方当事人应进一步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反驳或削弱该方当事人的主张,否则即应认定该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反之,如一方当事人没有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其该点主张不能成立。当然,也不能就此推断对方的主张成立,因为对方主张成立与否,应取决于其是否完成了其在该点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未能完成同一待证事实上的各自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双方在该点上均不能支持己方主张,也不能完全反驳对方主张,导致法院对该事实的真伪情况无法确定。即便如此,法院仍必须做出裁判。如果该真伪不明的事实属于法院据以做出实体判断的关键事实,则应根据案件性质和该类案件的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将该真伪不明的事实状态下产生的不利后果分配给一方当事人,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规定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属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举证责任的主体已基于被告的新的主张移转至被告;如果被告完成了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对于款项性质这一问题的举证责任再次归于原告。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始终归属于一方当事人的。民间借贷案件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故该类案件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归属于权利主张方即原告一方。 2、关于涉案款项4017050元的来源。 赖芳华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一审时提交了包含涉案各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数额的清单,可以看出涉案款项均来源于其个人账户。但张一飞主张该款项并非来源于赖芳华的个人存款,而是其将鼎太风华房产出售后的售楼款。根据上述分析,张一飞所主张的款项来源事实属于新的独立诉求,其应对此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张一飞在一审期间提交了鼎太风华房产出售期间其与赖芳华的账户往来明细,属于其为证实其主张而提供的反驳证据。将赖芳华在出售鼎太风华房产过程中收取的售楼款的时间、数额与其向张一飞支付涉案款项的同性质要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较为紧密的对应关系。 赖芳华在收到鼎太风华房产各阶段的售楼款后,即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收到的款项全部或者大部转给了张一飞,并向案外人偿还了其为向张一飞支付款项而对外的负债。并且,在赖芳华有规律的向张一飞账户按月付款持续近两年时间后,在付款总额与其出售鼎太风华房产实际得款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即停止继续向张一飞支付款项。上述事实联系紧密,足以形成证据链条,得出赖芳华将出售鼎太风华房产的售楼款全部转移给张一飞的合理推断。除该款项外,双方均无证据证实赖芳华除鼎太风华售楼款外还存在其他的付款来源,故本案诉讼标的即为赖芳华出售鼎太风华房产的售楼款具有高度盖然性。据此,张一飞主张的涉案款项的来源有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确认。张一飞完成了其主张的涉案款项来源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3、关于对双方各自主张的款项性质的合理性怀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误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据此,在已经确定涉案款项即为鼎太风华房产售楼款的情况下,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对赖芳华将鼎太风华房产售楼款支付给张一飞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并尽可能排除合理怀疑,以确定款项性质和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但结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双方对于赖芳华付款原因的主张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理由如下: 对于涉案款项为借款的合理性怀疑。 首先,从款项支付形态看,涉案款项共分65次陆续支付,大至205万元,小至万余元均不等,自2014年4月2日之前支付的各笔款项从时间和数额并无规律性可言;但自2014年4月之后,即呈现按月固定支付定额款项的规律性特征。这与普遍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出借人一次或分几次出借确定数额的款项的表现形式明显不同。且对于借款总额,赖芳华在二审庭审时描述为“只是大概说了一个总数500万元左右,没有约定利息”,足见其在支付各笔款项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借款总额或付款计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赖芳华也没有与张一飞进行决算,或书面确认此前各笔款项的性质和总额。甚至在其在向张一飞主张权利的《律师函》中,也仅以“约370万元用于支付房款和首期款”、“约56万元”、“以上合计近500万元”等大概数字进行表述。显然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在支付款项之前即明确借款总额和计息方式、或双方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后在一个确定时间对此前的往来款项进行定性和结算这一体现借贷双方衡平利益的核心特征不相符合,其在二审时表述的“大概500万元左右”也与其诉讼标的4017050元相差甚巨。 另外,赖芳华二审时称其因为没有资金能力,只能找案外人徐x和赖x借款80万元和40万元左右,用于向张一飞支付其欲购买的xx花园两套房产的首付款。也就是说,赖芳华在其尚不具备资金能力的情况下即通过向案外人举债的方式向张一飞提供借款,这显然违反了民间借贷出借人以自身经济能力为限出借款项的一般常理。即使现实中存在出借人通过向他人举债的方式将所借款项再次出借的情形,出借人在转贷过程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牟利意图,比如约定贷方和借方的利息差等。但本案中,赖芳华在向两案外人举债120多万元这一数额较大的款项并全部支付给张一飞时,既没有与张一飞约定利息以确保其利益的可期待性,又没有与张一飞签署书面合同以确保资金安全,难谓其具有出借款项的合理动机。仅凭赖芳华主张的其与张一飞尚存感情、愿意帮忙之说,难以使人信服。特别是在涉案款项发生的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张一飞从未向赖芳华偿还过任何款项,在此情况下,赖芳华仍陆续向张一飞支付款项,同时既不要求其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也不要求其还款或提供抵押、担保等保全性措施,显然有违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甚巨的财产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生活常理。 再者,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三套共有房产均归赖芳华所有,张一飞除分得两辆共有车辆中的一辆外,并未获得其他财产。在无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该分配方案对双方利益似觉失衡。而赖芳华并未举证张一飞对婚姻存在过错,或者存在对共有财产应当少分或者不分的情形。相反,其愿意向张一飞提供款项的理由恰恰是其感念双方曾经存在的夫妻感情,并在其生病时得到张一飞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显然又与上述离婚协议将全部房产均归至其名下、张一飞不分得房产的约定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即使如赖芳华所称,双方约定张一飞名下的公司股份归其所有,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已列举了房产、车辆、保险、股票等财产并均做出处分,唯独没有提及公司股份这一对张一飞利益攸关的财产价值及分配方式(而此种情态可能导致双方在离婚后对该财产重新分配、进而损害张一飞利益的情形出现),既违反了离婚当事人对所有财产进行分配的普遍做法,也不利于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见赖芳华对此的解释依然无法使人信服。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的利益分配已有所失衡的情况下,如赖芳华再将鼎太风华房产的售楼款出借给张一飞,则加剧了双方的利益失衡,有失公平。 由此可见,赖芳华主张涉案65笔款项性质均为其向张一飞的借款,既与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明显不符,也有违一般人的理性思维和生活常理,其主张存在多处逻辑矛盾,难以排除该款项为借款的合理性怀疑。 对于涉案款项为离婚协议约定的分割方案的合理性怀疑。 张一飞主张涉案款项(即鼎太风华房产的售楼款)是双方在离婚时口头约定的应归其所有的财产利益,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并未如此约定,而是约定该房产归赖芳华所有。即使如张一飞所称,当时双方不在协议中约定涉案房产归张一飞所有是考虑到该房产尚有银行贷款及案外人的借款。但根据双方均确认的事实,双方在离婚后赖芳华即将鼎太风华房产出售。也就是说,双方在离婚前已确定了鼎太风华房产的出售计划。而一旦房产出售,所得款项即可以用以偿还银行贷款或案外人的借款,不存在影响房产归属张一飞的阻却事由。而双方又没有将业已经形成的将鼎太风华房产出售事宜以及售楼款的归属的合意反映在离婚协议中,显然有违常理,难以认定张一飞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善尽其对自身财产利益的注意和保护义务。故张一飞对此的解释理由亦不能使人信服。况且,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对共有财产的权属约定,并不影响包括银行和案外人在内的债权人就涉案房产上所负债务向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虽然本院在分析赖芳华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时认为,如将鼎太风华房产售楼款作为赖芳华向张一飞返还的财产,对双方的利益平衡具有稳定性和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该合理性存在事实基础。在没有证据证实涉案离婚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或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双方的离婚协议效力应当得到尊重。张一飞没有证据证实鼎太风华房产或该房产出售后的售楼款已由双方口头约定归其所有或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其也没有完成其主张的涉案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 4、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赖芳华虽然举证证实涉案款项的支付事实,但其主张的款项性质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张一飞虽然完成了证实涉案款项就是鼎太风华房产出售款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但仍没有就其获得该售楼款是基于双方离婚时的约定这一主张进行充分举证。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赖芳华向张一飞支付鼎太风华房产售楼款行为的法律理由这一关键事实,均没有完成各自的举证责任,导致该事实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处于无法查清的状态。而该事实恰是确定本案性质的关键所在。在此情况下,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所涉及的举证责任的上述分析,赖芳华作为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权利主张方,应当承担其诉求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三、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原告仅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其他债务款项,原告仍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原告承担败诉后果。

李云四、杨惠华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粤民申7885号】

【裁判要旨】关于李云四诉请杨惠华还款30万元及利息27.75万元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云四于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7月25日间通过网银交易系统向杨惠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30万元。对于该30万元属于何种性质的款项,李云四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李云四称其与杨惠华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为2.5分,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直至2015年9月2日李云四向法院起诉时,李云四未能举证证明其向杨惠华催收过借款本金或利息。杨惠华辩称该30万元是李云四偿还杨惠华的借款的部分还款记录,其证据为李云四于2013年4月9日向杨惠华转账2万元,在“扩充备注”栏中注明是“还借款2万元”,与李云四称杨惠华欠其30万元借款的主张相矛盾,致使李云四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在杨惠华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李云四仅依据金融机构划款凭证,尚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结论】

 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举证证明系其他债务的,该举证责任的标准是什么?

通过上诉案例的梳理,及其他大量案例的研究,笔者发现,广东法院在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方面,基本是按照该规定进行裁判,即原告仅持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即已经基本完成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属于偿还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否则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仅仅是提出系偿还其他债务或者之前借款的主张,而未提供任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仍应认定原告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未完成举证责任,判定原告胜诉,被告败诉。如果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转账属于偿还其他债务或者以前的借款,或者虽然不足以证明属于其他债务,但让法官对原告的转账凭证是否属于借款产生合意怀疑,法院应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里,被告的举证,实际上让法官对原告的转账本身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而产生怀疑,单纯通过转账凭证属于多次、或者存在一些零头,被告并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达到否定原告转账凭证属于民间借贷的程度。但是,对于部分特殊情形,对17条的理解和适用标准仍然存在分歧。如在被告拒不出庭,缺席审理的情况下,能否依据17条规定,直接认定被告放弃了证明该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举证权利?深圳中级法院的判决显然是认为被告不出庭,缺席的,属于放弃举证的权利,不应将举证责任再次转移给原告,可以认定原告仅持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即完成了民间借贷举证的基本责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该裁判规则排除了被告恶意通过不出庭这一诉讼技巧来规避借款偿还责任的机会。另外,如果被告在庭审时抗辩并非借款,而对转账的性质不做任何的辩解,原告是否完成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及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该条的理解,被告的该抗辩行为,并不能达到推翻原告对款项属于借贷的主张。在近来办理民间借贷案件中,部分地区法院法官对于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诉讼,依然会有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7条出台之前的思维惯性,认为原告应当对借贷合意进行举证,尤其双方曾经存在恋爱、婚姻等特殊关系的情形时,因此,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案件,原告胜诉率虽然很高,但是仍然存在各种诉讼风险,对于原被告双方的庭前举证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原告来说,在只有转账凭证而未有书面借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电话录音、微信等社交聊天软件进行证据加强,以增加案件胜诉机会,对于被告而言,则应积极寻找属于其他债务的线索和痕迹,并提供证据给法庭,以让法庭对原告的转账款项性质产生合理怀疑,或者直接推翻原告的证据,比如笔者最近代理被告的一宗民间借贷案件,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和借据,被告申请对借据进行鉴定,鉴定借据上的被告签名并非被告本人书写,同时也提供了转账给原告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给法院,该笔转账大于原告的转账,迫使原告撤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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